王庆民——国关有我的贡献,我骄傲


王庆民,国际关系学院1964级日语专业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学校总务处长、副院长,现任离退休党总支书记。

  1964年,19岁的王庆民从北京市门头沟区考入国际关系学院日西语系日语二班,是“沟”里的第一名大学生。从那一年起,他的喜怒哀乐便与国关的发展变化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从国关的新生,到助教、总务处长、副院长、离退休党总支书记,他的学习、工作、生活,一辈子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国关。

“来了就是主人”

  入学第一天,一进入校园,王庆民就看到一条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来了就是主人”。当时的他还没有想到,在他即将展开的几十年国关岁月中,这“主人”还真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
  早在学生时代,王庆民就以主人的身份参加了建校活动——王庆民入学后,国关学生人数由1963年的不足100人,发展到了1965年的近600人,学校建筑已不能满足学校的发展。于是,1965年,王庆民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了学校楼房建设的义务劳动。尽管干的是平整土地、搬运砖石、打扫等粗活,同学们仍然用饱满的热情去完成。那一年,全新的教学楼、礼堂、教职工宿舍就在师生们的热情劳动中拔地而起。
  这一年之后,王庆民还参加了两次劳动。一次是“文革”结束后清理受损建筑的复校劳动,还有便是1987年时任总务处长的王庆民,亲身参与了国关的又一次征地与扩建。王庆民带着自豪的神情说道:“从建校、复校到扩校,国关能有现在的面貌,有我的一份努力、一份贡献,我骄傲!”

难忘的学员制生活

  当谈到王庆民当初报考国关的原因,他列举说:“我考虑到我喜欢外事工作、喜欢外语,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学员制能享受到每月23元的‘工资’。”而学员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这一年学员制的方方面面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学校采用集体包伙制,每人每月交15.5元伙食费,到饭点时便统一吃饭,一荤一素,两菜一汤,还有牛奶。这在当时,可算是相当丰盛的伙食了。
  学校的日常管理也相当严格。早晚都按哨声起床就寝,每天早晨都得早操,接着还有早自习。早自习时,不论树下还是墙角下,满院都是朗朗读书声。为了提高同学的身体素质,学校还组织“跑地拉那活动”。同学们每天围绕校园跑几圈,周日还会跑到香山去。通过里程累加,看哪个班先跑完相当于北京到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距离。为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每个专业都设有一名政治辅导员,他们就像大保姆一样,帮助学生解决各种问题。帮助外地学生适应北京的气候饮食,关心贫困学生的日常生活,还帮学习落后的同学提高成绩,他们是与学生关系最密切老师了。这个设辅导员的传统,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可惜学员制只享受了一年。1965年起,学校采用了当时全国高校主流的模式,取消了学员制,改用学生制。而这一年的学员制生活,在生活和思想上都给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

浓浓师生情

  王庆民来大学的第一天,一到颐和园公交站,迎面就见到了专门在此等候的师哥。在师哥带领走进校园时,老师、管理干部也热情地迎接,就像接自己的孩子一样,使得一日旅途奔波的王庆民心里热乎乎的。当天晚上熄灯后,于院长带领学院领导一起,逐个宿舍探望、问候新同学。这礼遇,让农村来的王庆民颇有些受宠若惊。
  不仅如此,学校还给学生提供最尽心的照顾。当时王庆民班上有位工人子弟患上胸膜炎,学校就通过各方关系把他安排在专门为外国留学生提供治疗的亚非学生疗养院,条件相当好。同学每周轮流到医院探望,老师也经常去看望。
  当时王庆民班上的朱庆民老师是日本华侨,发音非常好听,男生都爱模仿他。赵敏茹老师是台湾籍的日语老师,日语水平也相当高。他们都是当时很有声望的老师,堪称专家,在课堂上却常跟学生打成一片,没有丝毫的距离。口语课时,老师还会带领学生到颐和园去,边走边说,使同学们听说能力提高较快。毕业后,他已经可以用日语给友人介绍颐和园,这得益于当年老师们给打下的坚实基础。
  文革期间,学校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但当王庆民带着书本到老师家请教时,老师仍热心解答,倾囊相授,一聊就是一两个钟头。
  几十年来,王庆民经常拜访他的老师。如今,王庆民自己早已成为老师,但当他谈论起旧时的老师们时,言语中仍然满是尊重与怀念之情。

(文/吴建雄 图/岑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