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庄——“小而精”是国关特色


耿庄,1951年1月进入国关学习,1954年留校任国际关系教员;1978年国关复校后,先后担任人事处副处长、教务处副处长、国际政治系主任和副院长;1992年离休。此图2009年7月摄于山西五台山。


  戴上花镜,拿出密密麻麻的一张提纲纸,呷一口清茶,耿庄老院长的思绪回到62年前,“1951年1月2日我来到国关,在这里学习工作了几十年,可以说一辈子都在为学校贡献力量,对她的感情很深。”
  国关人都知道“小而精”的办学理念。耿庄说:“‘小而精’三个字虽然是我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前几任老院长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因为学校小,摊子不能铺得很大,不能走‘大而全’或‘小而全’的道路,不然就容易走进死胡同。”他提出从精干机构、专业课程设置、教师合理配备等方面下功夫,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道路。“小而精是特色,也是定位。”

“精”于政治教育

  1988年,外交部人事司副司长带领两名考官来国关挑选人才,耿庄向他们推荐了国政系84级学生秦刚。“秦刚当年并非英语水平最好的学生,属于发展比较全面、综合能力强的学生。他也很争气,考核通过了。”耿庄回忆道。到外交部后的秦刚勤奋工作、兢兢业业,事业发展顺利,成为一位比较出色的新闻发言人,现任新闻司司长。
  耿庄介绍道,“国关对学生的政治素质要求较高,学生通过系统的政治理论课和时事政策学习,以及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树立了为国家奋斗的政治观。”国关还是最早设立专职政治辅导员的高校之一,“我们学校50年代就设立了专职的政治辅导员,这是国关坚持了几十年的光荣传统。他们和教师以及其他各部门配合,齐抓共管,引领学生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

“精”于外语教育

  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国关本科生四年一共要修满3600学时。在英语学习上,英文系超过2000多学时,国政系、国经系、国新系1800多学时,中文系700多学时。国关拥有一大批高质量、老中青的英语教师队伍,他们分别讲授精读、泛读、听力、口语、写作等课程,教授学生打好英语基础。《西方报刊选读》、《欧美文学名著电影欣赏》两门课极富国关特色。
  当时学校规定英文系、国政系、国经系和国新系的学生大二结束时必须通过全国统一的英语专业考试,不及格者留级一年,第二年仍未通过则被劝退。“我们严格执行淘汰机制,学生的外语必须过关,不然也就不能叫国际关系学院了。”耿庄回忆道,国关始终坚持外语小班教学,这是国关的优势,也是保障教学质量的关键。“我当副院长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负责人的邓榕喜欢来国关挑选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她认为他们不仅专业基础过硬,而且外语优势突出。”
  耿庄认为,当年国关的日语专业水平很高,师资力量非常强,“比如秦黎、韩瑞穗二位教授,都是日裔中国人,其他教师都是解放前留学日本的教授和归国华侨。”80年代,国关也请过日语外教授课,却被学生轰下讲台,因为学生认为外教水平不及自己的老师。耿庄回忆:“在一次学术讲座上,两名日语系大四学生给东京大学教授做翻译,翻译得非常流畅,后来都被联合国译员训练班选中了。”当年英语和法语的学生也有不少学生被该班选中。

“精”于专业和中文

  “我们一直以来都很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的培养。《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是国关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耿庄说,“1988年外交部人事司的副司长曾对我说,国关法语专业学生在使用法语表述国际问题上比其他大学法语学生占有优势,他们被分配到非洲比较穷的小国,也都比较安心,政治上和工作上的表现都不错。”
  国关在强调外语水平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中文的教学。“为了提高学生中文表达能力,国关学生(中文系除外)比其他学校学生用更多的时间学习汉语——两年时间,每周四节课。”耿庄严肃地说,“中文不行,外文再好也没用!”

90年代末,离休后的耿庄在颐和园偶遇一名国关学生的家长,她说她的女儿毕业于国新系,当年从众多研究生、本科生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进入央视国际部,言语中充满对国关的感激之情。时至今日,耿庄仍清楚记着当时的情形。国关一届届的优秀学子就是耿老最大的骄傲。

(文/成涌)